致敬出版人 | 直来直去韦君宜
为纪念著名编辑家、出版家、作家韦君宜诞辰百周年，由中国作协、中国出版集团主办，中国现代文学馆、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纪念大会，于3月31日上午在中国现代文学纪念馆举行。中国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，著名作家王蒙，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、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跃，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李敬泽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、副总裁潘凯雄，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、副总编辑应红，韦君宜女儿杨团，韦君宜家乡代表、建始县副县长周爱华等专家学者参加会议。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钱小芊主持。与会专家回忆了与韦君宜相识相知的点滴经历，对其数十年来为文学事业、编辑事业的坚持与坚韧表示了由衷的敬意。
韦君宜，原名魏蓁一。她是清华哲学系高材生，热血青年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积极投身“一二九”运动，1936年入党，从此她个人的命运与中国革命几十年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抗战爆发后，她毅然放弃优渥家境，南下加入抗日行列。然而，就在她满怀悲愤、决议为国献身时，却遭遇了人生中一次重大打击：1938年，男友孙世实不幸在日军轰炸中牺牲。这令她的精神几近崩溃，却没能把她击垮，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她的抗日决心。1939年1月，她抵达延安，在解放区的新天地间继续展现报效祖国的一片赤诚之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热情投入文学事业、编辑事业之中。数十年来，她初心未变，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。
韦君宜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元老之一，是成绩卓著的编辑家、出版家。她的编辑出版工作从在延安编辑《中国青年》时就已经开始了，她主编了《中国青年》、《文艺学习》，还担任过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的副主编。自1961年开始，一直到1985年底离休，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25年，从副社长兼副总编辑，到总编辑、社长，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兢兢业业，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韦君宜特别注重抓原创、抓新创作，将出版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各种不同体裁的新作品作为工作重心。在她的大力支持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了《当代》杂志，成了国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平台。
在大量的编辑实践中，她形成了自己的编辑思想，她的一些名言广为流传，如：好编辑应该是人脉广、信息灵的社会活动家，应该做有学问的杂家，编辑要当好作家的参谋，好编辑要善于发现新人，不盲目崇拜名人，要有胆识、预见和决断……这些宝贵的经验，对我们现在如何做好编辑工作、如何与作家打交道、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，都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。
在“为人作嫁”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余，她勤奋写作，成为中国文坛上有特色、有成就的作家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她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母与子》《露沙的路》，中篇小说《洗礼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女人集》《老干部别传》《旧梦难温》，散文集《似水流年》《故国情》《海上繁华梦》《思痛录》等。其中，《洗礼》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生活中的韦君宜不拘礼节、不精于人情世故，甚至有些不修边幅。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任上，从不端架子，人们都亲切地称她“韦老太”。
1985年，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告别会上深情地感慨道：“我一辈子为人做嫁衣裳，现在该解甲归田，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……”2012年《韦君宜文集》五卷出版，是她一生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的总结。
韦君宜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2013年3月版
228.00元
冯骥才 | 记韦君宜
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。我真幸运，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。我对自己毫无把握。我想，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，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。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。
但是这之前的十年“文革”把我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。我第一次见到她时，并不清楚她是谁，这便使我相当尴尬。
当时，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《义和拳》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。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，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。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。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?可是没过多久，小说北组(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)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，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。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，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。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，决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，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。于是，李景峰来到天津，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，他说她是“社领导”。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，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，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。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。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，并恨自己的无知。
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，倒不是因为她是“社领导”，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。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。会后，我请他们去吃饭——这顿饭的“规格”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！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，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。在我的眼里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。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，很难争到一个凳子。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站一个稍松快的角落，守住小半张空桌子，然后去买牌，排队，自取饭食。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、热烧饼和酱牛肉。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，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。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。这中年妇女很凶，叫喊时龇着长牙，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，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，可她还是盛怒不息。韦君宜也不解释，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，样子有点窝囊。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：“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，放在那里谁不坐?”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，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。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，一碗水似地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。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，依然没有凳子坐，站着把东西吃完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。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还叫你花了钱。”这话虽短，甚至有点吞吞吐吐，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。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、不善言谈的人吧！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。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，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。使我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，站着吃一顿饭，无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，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。
1935年的韦君宜。时已考入清华大学
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。住在北京朝内大街１６６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。凶厉的“文革”刚刚撤离，文化单位依存着肃寂的气息，揭批查的大字报挂满走廊。人一走过，大字报哗哗作响。那时伤痕文学尚未出现，作家们仍未解放，只是那些拿着这枷锁钥匙的家伙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，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，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，抽烟、喝水、写作；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，气味真有点儿噎人。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。韦君宜是我的终审，我却很少见到她。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。李景峰是个高个子的东北人，人很朴实，编辑功力很深，不善于开会发言，但爱聊天，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，手拍着白白的腿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老太太(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)又夸你了，说你有灵气，贼聪明。”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，同忧同喜，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。我完全感觉得到，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，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。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：“别翘尾巴呀，你这家伙！”我呢，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。
然而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，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，与我擦肩而过，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。她走路时总是很快，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，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。可是一次，她忽然把我叫去。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——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“挖”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。这次她一反常态，滔滔不绝；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，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，人物的相互关系，史料的应用与虚构，还有我的一些语病。她令我惊讶不已，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。然后，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来对我说：“除去那些语病必改，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，都可以不改。”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，一种温和的、满意的、欣赏的笑容。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。随后，她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，笔筒里的东西“哗”地全翻在桌上。有铅笔头、圆珠笔心、图钉、曲别针、牙签、发卡、眼药水等等，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——她大概从来都是这样找东西。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，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。我回到四楼一看便惊呆了。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，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，再用红色圆珠笔改，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。想想，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?
那时我工资很低。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。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“战斗牌”烟卷，近两角钱，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。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。比如那位已故的、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，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，上边还撒了一点盐，为了使我有劲熬夜。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“赴宴”，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，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，下面写上“冯骥才的晚餐”，把猪排骨放在上边。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，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。有一天，李景峰跑来对我说：“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。”每天五角钱!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?李景峰笑道：“这是老太太特批的，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!”当时说的一句笑话，今天想起来，我却认真地认为，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，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。
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，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“人才”，要“重视和支持”。然而，我遇到她，她却依然若无其事，对我点点头，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，匆匆擦肩而过。可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。她不和我说话，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；她是不是也知道，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，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？
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神灯前传》出版时，我去找她，请她为我写一篇序。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。谁知她一听，眼睛明显地一亮，她点头应了，嘴巴又嚅动几下，不知说些什么。我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，纪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，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。我想，我的书打开时，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。于是《神灯前传》这本书出版后，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《祝红灯》。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我的方式，朴素得近于平淡，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，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，最多只是“可见用功很勤”，“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”，还有文尾处那句“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”。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，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，现在只要再读，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……
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学之路。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，我那部中篇小说《铺花的歧路》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。当时“文革”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，我这部彻底揭示“文革”的书稿便很难通过。1978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“中篇小说座谈会”上，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，赢得了茅公的支持。于是，阻碍被扫除，我便被推入了“伤痕文学”激荡的洪流中……
此后许多年里，我与她很少见面。以前没有私人交往，后来也没有。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，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。我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，每有新书便寄一册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。她也不回信，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。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，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——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，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。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，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。
去年秋天，王蒙打来电话说，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。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，不能来了。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，便通知我。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。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，忽然激动起来，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，是呀，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。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：“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，表个态，我替你宣读。”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。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感情写出来，我蛮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意了。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，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。瞧瞧，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，事情又起了变化，依然是无法沟通！但转念又想，人生的事，说明白也好，不说明白也好，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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